韩春晖: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2019-06-24 14:33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

  这一深刻精辟的阐述非但高度总结了中外历史的基本经验,也深沉地表达了我国未来发展必然追求、推进和践行法治的坚定信念。它表明,我国已经在长期争论不休的人治与法治两种治理模式之间做出了明确取舍。因为,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实际的法治道路,既是世界的发展大势,也是历史的经验总结,还是时代的现实呼唤,更是人民的殷切期盼。

  尽管中西方法律文化和传统存在重大差异,但追根溯源仔细查究,仍可发现都存在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而且,恰如两重奏般此起彼伏,该争论延绵千年始终没有完全平息。

  在我国,“人治论”的思想可以追诉到春秋时期。其中,孔子、孟子和荀子可谓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对于德行的极度推崇必定走向人治的理论主张。当然,荀子所主张的“贤贤”则强调所有公共职位都应当是有德行者来担任,在人治的理论主张中输入了一些朴素的意识。儒家主张很快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到汉代则获得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地位,开始全面排斥法治思想。从此,“人治论”成为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一直延续至近现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治思想东渐,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在批评古代法家思想的同时,主张改革封建君主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实质上也只是用“多数人治”取代“ 少数人治”。很快,这种主张演变为一次不成功的“戊戌变法”。

  当然,这种“人治论”主导下的社会文化结构并未能完全扼制法治论的孕育、产生以及时断时续地流传。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很少能够上升到现代“法治论”的层面来论述和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也没有形成明确而系统的法治理论,但从他们许多关于法律的非系统的、零散化的论述中,我们仍可以推导和演绎出很多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蕴。在一定意义上,道家的世界观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恰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表述中已经潜含了“自然法是永恒法”,“自然法是高级法”这样的基本命题。不同的是,老子所指的“自然”不包含西方“自然法”所包容的“社会秩序规则”这种与人有关联的因素,完全指一种物质性的客观世界。遗憾的是,老子在“天、地、人”三者之间进一步细化,把“人”分为“王”与“民”予以区别对待,进行“王高于民”的层级化设计,为特权阶层的解读创造了理论空间。其实,中国历代君主制的治理模式恰恰是走的这一叉道。

  战国时期的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韦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成为将中国法治思想系统化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在韩非的思想中,法律其实并非普遍适用的,只是对于官民适用,而不适用于君主。显然,这种思想没能跳出“人治”的窠臼,反而是对此的一种强化。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中仍然包含着许多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一致的观念,特别是在法的适用这一点更是如此。比如,他强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将这些论述转化成当今时代的时髦用语,即一切的事情都通过法治的方式去解决,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总体来看,“人治论”在与“法治论”的历史交锋中始终占据巨大优势。恰如荀子所称:“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原也。”这种人治的思维四处泛滥,浸透了公权力蔓延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方, 古希腊被称为“法治论”的摇篮。其实仔细审查,我们会发现那时也同样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自从梭伦改革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是诸如僭主、寡头的现象,在当时各个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它同样也是“人治论”的源头,两种理论在城邦治理的实践中交锋碰撞一路前行,最终凝结成现代法治的基本共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哲学王”的统治,堪称“人治论”鼻祖。他认为,“理想国”应由金质的哲学家、银质的武士和铜质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三个等级的人员组成。其中,法律是不被信任的,他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1]到了晚年,由于经历了现实的打击,其思想自《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但在他心中,人治还是优于法治的。到了中世纪,“ 人治论” 发展为“ 神权论”,代表人物为托马斯·阿奎那。他主张,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 也应主宰一切,国王就是上帝主宰世界一切的代表。这种理论本质上是“王治” 的人治。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类和法西斯统治,这些社会治理模式往往以元首的意志替代法律,实际上是“人治论”在实践中的癫狂表现。

  在另一端,苏格拉底则可谓西方“法治论”鼻祖,他主张人们应当追寻“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可见,他心中是认同法治重于人治。亚里士多德则是“法治论”的真正建构者。亚氏关于“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著名论断,及时纠正了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思想所衍生的“人治”观念,开启了理想国家应当为“法律的统治”的理论模式。[2]在《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并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法治应当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表述已然从逻辑上勾勒出了法治的三个形式:一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现的统治,即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和个人利益的专治;二是守法的统治,即依据法律的要求和方式来实施统治;三是臣民自愿的统治,即不是仅仅依赖武力的。[3]但是,何为“良好的法律”?何为“公共利益”?并且如何规定的良法能够为臣民“自愿服从”?对于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和回答。对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展示了不同时代的法治需求。

  由此,西方的“法治论”也缓慢发展,但直到19世纪才开始得到全面阐述,首先毕其功者当属英国的戴雪。他认为,法治要义有三:一是防止政府的专断、特权;二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三是英国宪法是个案判决保障的结果,而非保障之来源。[4]尽管戴雪的法治理论遭到了一定的批评,特别是其中第三点被认为只是对于英国法治实践的描述,不应被表达为法治的内涵。笔者以为,恰恰是第三点要义表明,英国的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长期运用的结果,而且至今仍在延续。在德国,“法治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法治到实质主义法治的历史变迁。

  而今,追求并奉行法治已经成为了现代各国的基本共识,并且一般都在宪法性的文本中规定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法律性文本中列举或穷尽“法治”应有的价值和追求,也无法停止或者中止这种持续的追求。

  在中国古代的“礼法天下”中,“礼”是精神实质,是内在的“体”;“法”是规范载体,是外在的“表”。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认为礼治优于法治。这种以德治为内核的人治,在历史变革中往往被异化为世俗上的(君主)和精神上的(宗教)。由此可知,德治、君主、宗教和法治是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四种治理模式,前三种都是人治的表现形式,德治是人治的优良展现,君主和宗教是人治的异化形式。

  德治是指治理者通过教育、风俗、习惯等方式推行某种伦理观念,劝说百姓自愿接受和奉行其政策方针的治理方式。在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和“仁政”就是德治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柏拉图所描绘的“哲学王的统治”是同样的理论版本。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强调“以德配天”的正当性,以君主的开明德行所形成的权威为前提,以柔性的教化作用为着力点,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形成“劝说—服从”的诱导型社会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治理机制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治理机制也具有两面性,它既有温情脉脉,也有残酷暴戾。而且对不同的事项、不同的个体要求不一,往往造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

  君主是指作为治理者的君主通过运用其所掌握的独断权力强制地要求百姓接受其政策方针的治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申子之术”、 “慎到之势”和“韩非之法”都曾为君主提供理论依据;在西方,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君主应当具有“狮子”和“狐狸”两种特质的论述则是对君主另一种理论阐释。[5]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凸显“君权神授”的正当性,以君主的神秘主义所形成的权威为前提,以强制性的暴力工具为保障,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形成“命令—服从”的压制型社会关系。显然,这种压制型的社会秩序只是表面的、短暂的社会平衡,难以持久。

  宗教是指作为治理主体的宗教团体通过运用某种宗教教义的价值导向作用以及宗教机构的社会组织能力来引导百姓服从和接受其政策方针的治理方式。西方的“上帝之城”[6]和东方的“佛国”都是这种治理方式的理论追求。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强调“神”或“佛”的全能、伟大与正确,以个体的敬畏感所产生的精神权威为前提,以全面支配个体的精神生活为目标,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形成“宣教—追随”的控制型社会关系。毫无疑问,这一治理方式也有着其自身合理性,但是它在西方中世纪走到了一个极端,形成了对公民生活和尊严的全面控制和剥夺,因而被史学家描绘为“黑暗时期”。

  法治是指作为治理主体的人用预定的、稳定的、具有共识的制度和规则来引导、约束和规范百姓行为,促使其服从和接受其政策方针的治理方式。西方的“法治国”理论是其理论源头,但也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花朵。这种治理方式往往强调“规则之治”的正当性,以尊重规则、信仰法治为前提,以调整个体的行为为重点,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形成“权力—监督”的平等型社会关系。

  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且旨在创造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平等型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天下归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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